如前文所及，何家英进入工笔画领域的想法是单纯的。然而，随着创作实践的深入，早期单纯的兴趣在不断遭际的问题中逐渐凝结为使命意识。很显然，这种使命意识是自我给予的，因此，何家英乐于承受这种意识所带来的压力，并在压力的驱动下去直面那些难以回避的课题。归结起来，何家英复兴工笔人物画的基本课题有二：一是如何以感性体悟的方式获得生活的真实；一是如何将来源于生活的“真”化为艺术的“美”。
关于前一课题，前文已论及，不再赘述。何家英是如何解决后一个课题的，可以从他丰富的艺术实践中找到答案。这个答案构成了何家英感性美学的关键内容。可以说，何家英的每一幅创作都是“化真为美”这一命题最好的答案，而“化真为美”的秘诀正隐伏于创作过程之中。仔细加以归纳，它们竟然如此明晰，如此简单：一、以写意精神来画工笔；二、以诗意为核心来“造境”。无论是《桑露》中的采桑女，还是《十九秋》中的乡村少女，抑或是《酸葡萄》中的都市女孩，均是有原型的，但她们在画面中却不约而同地具有了诗意化的超现实品质—这正是何家英写意化的处理效果：保持原型淳朴、健康、原生态的一面，以各种手法和技法强化其形象特征，并赋予她们以沉静、迷茫、伤感、安详等特殊环境中的特殊精神状态，以此使她们从世俗状态中超拔而出，升华为诗意化的唯美形象。同时，何家英还费尽心力地为这些形象“造境”。在他的理解中，画面境界不是现实场景的简单摹写，而是诗境、是梦境，它需要画家的主观营造—一个真正的画家须像园林大师那样，从现实中营造出非现实的境界。这个理念迫使何家英成了造境高手，他总是能随心所欲地调配各种素材和资源，反复摆弄景物之间、线条之间、色彩之间的关系，直到它们呈现为亦真亦幻的空间效果为止。
何家英对如何“化真为美”课题的回答让我们更愿意以诗人的立场来评价他。在多年的创作实践中，他“化真为美”的方式完全是诗人化的—把平凡的、人们熟知的日常现实转化为诗意的境界，在何家英那里仿佛已是来自于本性的偏爱。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何家英以感性美学重新阐释、唤醒工笔人物画努力所结出的硕果：对生活真实的体悟彻底激活了这个古老的结构，从中焕发出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于瞬间便催生、塑造出一个诗意的唯美世界。在此过程中，工笔人物画完成了由古典到现代的伟大蜕变，它不再是被丢弃在历史边缘的弃儿，而是充满青春朝气的主流绘画样式。作为创造者，何家英无可置疑地成为现代工笔人物画这一概念的化身。
三、迷茫的至美
何家英在自己的创作谈中，曾这样论述：“从情景上讲，我对秋天总是充满了、萦绕着一种情怀。这种感觉，对于秋天的感觉从画《十九秋》的时候就深深感到了。我没有把秋天看成收获的季节，而是觉得秋天更多是一种沧桑、寂寥的情绪，是要逝去的感觉。”④在这段略微伤感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即将逝去的美好时光面前，何家英竟有一颗如此细腻、单纯而敏感的灵魂。伤感之余，这颗灵魂显然无法承受美好的逝去，它很快寻找到了一种美好的符号—青春年华的少女来挽留逝去的时光。原因很简单：秋与少女都具有天赋的美好，又都具有天赋的逝去感—韶华易逝是二者共同的禀性。何家英自信地认为：自己笔下的少女形象，才能与时光的逝去对抗，才能使易逝的韶华变得不朽。这也许是何家英成为为美而生的艺术家的理由。二十余年来，他塑造的众多花季般少女形象，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瑰丽、最为迷人的景色。他作品中唯美主义光芒虽不足以消解人们的困顿与不安，却能使他们的心灵获得一丝慰藉，至少能使他们驻足小憩。因此，在中国当代美术领域，何家英是唯一当得起“唯美主义”这个称谓的人。
唯美主义形象，诗意般的迷茫，以及不可名状的伤感，为何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珍贵、最令人感动的东西？何家英作品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线索来寻求答案。首先是何家英在个人成长经历中所形成的感伤性气质。一方面是他在文学作品中可获得的这种伤感之美的影响，又一方面在他插队下乡的艰辛生活磨砺中，很快转化为一种孤独的思乡情绪，并进一步升华为对农民这个弱势群体的巨大同情，这种同情又反过来成为观照自身的情绪，一种自我同情的情绪。在这个文化记性的背景上，何家英的画面意境及人物就天然地具有了浓郁的人文主义含义；其次是“文革”意识形态，这是何家英无法逃离的前提，它留给何家英唯一的记忆是美的空前毁灭，在何家英幼小的意识中，这种毁灭迅速沉积为对美好事物消逝的伤感；同时，“文革”模式中过分夸大的视觉刺激以及毫无休止的革命浪漫情绪也让他畏惧与反感，这更加重了他的伤感情绪，以至于这种情绪逐渐升华为何家英人生的基本情绪。因此，反叛“文革”模式，重建唯美世界，挽救逝去的美好，成为何家英命中注定的事业。他的唯美形象也由此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学含义。
因而，何家英有足够的理由将自己的记忆与情绪赋予其对象，借助唯美形象而将其扩展为一种时代表情与情绪。何家英在笔记中坦率地表达了这一看法：“我笔下的形象是我内心世界的表达，我必须赋予对象以我的思想、感情、格调，这才是我的画。比如，不管我所画的对象多么不同，但她们无一例外地都有一种高洁的气质、伤感的情绪，而我的人生体验里，总觉得这是最美的。或者说，在我的审美理想中，有一种情操上的取向，而我将其赋予她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