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范曾巴结的不光是谢贝岭，只要是郭家的人他都巴结，郭沫若的子女郭建英、郭平英都称“不认识范曾，很讨厌看见他”。

原来，范曾为了接近郭沫若先生，如此用心良苦，低三下四惹人讨厌！

范曾与郭沫若的故事已经成了过去，今天，在正经的场合，无论是政界还是艺术界，人们把谈论范曾看成了不吉利，所以，人人都很避讳这个名字。只有闲中找乐的小区大妈，没事了还会将范曾当作鬼故事来讲。

再说说范曾的艺术吧！

范曾早期在艺术上起步很简单，靠画插图主打。艺术界流传着这么一则趣事：范曾美院毕业后，不知道怎么画国画，跑去向老师黄永玉请教。走到黄永玉先生面前扭捏地说：“黄老师，我想问一下您，怎么画国画，恩师能不能指点我下？”黄先生乐了，很直接地说：“你不是画插图吗？把你的插画放大，就是国画”。这话醍醐灌顶，让脑瓜子机灵的范曾，瞬间顿悟，一夜之间成了国画家。

说实话，范曾过去的插图画得还是不错的，自从画上了所谓的国画，从客观的角度来评价，只是属于车间作业，流水式重复操作，没有什么门道可言。千人一面，千篇一律，机械流程性操作太强，。大收藏家郭庆祥先生曾经亲眼目睹范曾作画的情状：十几张劣质宣纸，用吸铁同时钉在墙上，第一轮画一遍头像过去，第二轮再画一遍衣服过去，第三轮端着盘子逐个染色，最后一个流程是，学生跟在后面一张挨一张的盖章。郭庆祥大骂：“范曾作画真是工人卖布，扯了一次有一尺，我曾经在他法国最困难的时候，他托米景阳找我帮忙买了它200张画，结果全是一个面目，一个模子出来的，一个月就把200张画交给我了。我气坏了，废纸一顿，给抛了！”

至于范曾的书法，如污在地上的鼻涕，让路人指责，让清洁工恶心。不足一提。他或许也学习了几天郭沫若的书风，只是画虎为犬罢了！

      第三篇：
范曾画“批林批孔”画
与传统决裂

人学文化的目的就是正身，做正当事，无论做什么都要言行一致，合乎正理：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不做，该得的得，不该得的不得，生死有道。总之，天理无处不在，人心要扩而充之，一以贯之。最简单的就是从近处、小事做起：向上，对身世显赫、地位高的人，恭敬而不谄媚，向下，对身世卑微者有礼而不怠慢。对父母供其衣食、和颜悦色，对兄长谦让有礼，对妻儿小辈慈爱，对朋友同道守信。一个不仁、不敬、不孝、不慈、不信的人，即便能把这些大道理背得烂熟，只不过是伪君子。这种人不在少数。

能背得出大道理，未必能行得妥当。人和草木鸟兽的区别不在于会言语，而是能将一些本初的道理如恻隐、羞恶、辞逊、是非推而广之，由己及人。草木根连根、虎狼不食子，飞潜动植与人的共性是需要水、阳光、和空气。饥则食，渴便饮、痛痒便不安。朱子认为，人与物的区别仅仅是几分而已，就是一个仁字（仁是心之理，是性）。人有了这几分，便成仁，反之便成牛成马。石涛在《画语录》中讲，人要资其任之所任，不要把牛之性迁到马身上，把动植之性迁到人身上，即各得其所，各归其然，天理才具。知其所者智，得其然者通。人是天理的一个载体，只有禀受天地高明、薄厚、持久的浩然正气，才能脱胎于物，不落入俗套，反之，与禽兽为伍。古有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节次苦功，今人却从学生时代就学会了投机取巧，一幅暴敛相。

做一件事情，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不在于他的意义大与不大，而在于诚与不诚。“不诚无物”，即便你四川赈灾捐了一千万，如果你的意图不是赈灾，而是做给别人看，或者怀有其他想法，那就有失公道，还不如没捐的、那些心有余而力不足怀善者。何谓公道？就是心里想的和做的完全一致，没有私欲，顺乎天理。关键是，人心险恶，别人的心在别人的肚子里，我们又看不见、摸不着，只能观其言行而分辨了。

“轻于鸿毛，重于泰山”，生有生的道理，死有死的道理。乱世苟且性命，索取财富与名利是可耻的。君子临死泰然，只为立正位，行正道。就一场“文化大革命”，让中国的文人失去了贞操，兄长反目，学生讨伐老师，甚至伙同造反派掘了几千年文化的祖坟，为生存真是不择手段。范曾就是其中的一位。

范曾动不动在电视上、报纸上充当文化大师讲国学，那么，文化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呢？文，礼乐制度，化，应物接事随心所欲不逾矩。比如石涛作画用我之法，看似无法，并非无法，无法而法，乃为至法，这就是大文化，大境界。清四僧之一八大山人，墨点无多泪点多，孤傲隐退于乱世也是大文化。范曾经常去欧洲游学开讲座，谈八大山人的画，不知有没有将自己的人品与八大做过比较？建国后，中国经历了几次重大的政治动荡，范曾第一个苟且保身，与一切翻脸，这样的人，怎么能和文化搭上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