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支持改革开放的政策，年初以还，国内请方正及需用人之际，我愿接近□力，继续为中华民族振兴奋斗二十年。

四、                      我辞国主要原因其一是家庭生活之不睦，今我已于原偶分居逾三年，离婚之事当不成问题，这对我亦如释重负。

回国之决心已定，尚盼各方鉴谅  此颂

近棋   范曾于巴黎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日

这些文字处处暴露着一个人的矛盾与胆怯。行文一开头就以
“冷静回顾”交代了其错误，而又遮遮掩掩，把叛逃牵强附会成“蛰居”，并把自己扮成了“爱国”与“奉献”、 “向来支持改革开放”的紧要人物。甚至在信中用“海外的留学生”和国内的“莘莘学子”来强调其无处不在的世界性“民意”，无疑是狡辩其叛国的“合理性”，有逼谏的手法。

那么，范曾为什么要 “冷静回顾”？为什么说他给国人与南开学子造成了“遗憾”，并且还着重强调其“向来支持改革开放政策”这句话呢？范曾的多年好友杨克非道出了实情：“对天安门事件的‘关怀’”
（《展望》杂志，八十年十月号），请大家注意，这个关怀是加引号的，直接意思就是叛国。这就是连范曾自己都难以启齿，需要遮遮掩掩来检讨的真相。

翻开范曾曾在亡命巴黎落魄时给自己伪造的“平反”著作《辞国记》“客从东方来”篇，他说：“其实我的去留，无关人类命运的宏旨，不似某些大人物的病情足使股票升降”。这里范曾“倒邓保赵”的阴魂不散，用“某些大人物的病情”“足使股票升降”映射批评邓小平同志与“四项基本原则”，间接否定“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三中全会”的会议精神，即“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其实他一个画插画的，也没什么治国头脑，对国家的一些政治经济方针也看不懂，好与不好只是听别人怎么说，看别人怎么做，他就跟着起哄罢了。范曾自己也知道，别人可能混的是明白，他混的是糊涂。你说他糊涂不糊涂，他甚至认为只有叛逃才是“关乎人类命运的宏旨”！

到了1993年，中国政府对于叛逃在外的暴乱分子给予了宽大政策。只要不发表新的言论，不加入新的组织，就可以回国，既往不咎。范曾于11月归国了，一下飞机就被国家相关人员架了去，谁也没有接近。从此，国家对他有几项禁令，今后媒体不能宣传，不能报道，他的任何活动官方人士不能参加。

今天，他的朋友说，范曾受制了多年，久经沙场，利用他的座右铭“外靠奸商，内靠官僚”终于逃脱了束缚，又一次上了央视，做了“良民”。

这里，关于范曾的这个真相，我已经说出来了，想必大家都会憎恶此类行径。他自己所谓的“忧乐国天下”，不知情的人们还以为他真是范仲淹第二，忧国忧民，其实他 “忧”的是亡命天涯的日子，政治破产、生活困窘；“乐”的是亡命天涯后的一个梦，一个不可告人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