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葵者

葵与我相伴，已有一段岁月。一日一葵，日久渐成葵园。那群生的葵，远望只若岁月的浑茫，仔细端详，自有一种特殊的感性流注其间。即便四季轮替，但那感性并未寂然远去。就像墙角放了十年的葵秆，脱尽水色，通体赭黄，日日熟视而无睹，却在蓦然回首之间，不可思议地窥见沧桑者的感性与风情。

葵生长在沙质的土地上。南方水土阴湿，少有大片的葵，寻常只在田边地角生长几株。童年时，我住在一座城市远郊的中学里，这中学莅于小山之上，小山形若倒斗，名曰“浮仓”。满山浓荫密布，宛若一个大植物园。每年夏季，在半山的窄长的坡地上，总会长出几株向日葵。那葵抓着松软的黄土，艰难地探出身子，在南国阳光中，格外明亮。好几回，我爬上陡坡，钻到硕葵旁，用手探入并未长全的花蕾中，触摸盘花的结蒂，感受植物肌理的玄妙，想象某种自然能量的神秘转换。这般顽皮数度招致呵斥。但那葵似乎仍然难以长久，总在入夏的几场台风过后，终于抵不住风雨，不几日就从坡地上消失。那时正值“文革”，人们常以向日葵花自比，在学校诸多的黑板报报头上，葵花最受欢迎。每当我按流行的题花方式，用彩色粉笔使劲勾勒网状的葵盘之时，心中却暗自揣想台风中夭折的葵。那时代的群体象征与现实的风雨沧桑交叠在一起，在我记忆中煮过几十个年头，变作某种铜雕铁铸一般的形质。如今，所铸铜葵已有几千株，每回相望，却依然只若初见。

以向日葵花自比，是因为葵花氤氲着趋光的意象，中外相同。植物具有趋光的属性，但若葵这般花果同体，长达一季，日日向日而倾，却并不多见。那持续的绚烂，总教人发天地的畅想，相信某种超越性的转换力量。而那花盘与人的面庞同样大小，高度与人几乎等高，不由人不将此类植物自喻，把自身植入葵中，替换摩娑，揣想无限。西晋曹摅写“太阳移宿，葵藿倾心”，那太阳庄重地移动宿位，大地上的葵却倾心相随，天地之情竟是如此专注而宏博。“一寸草心迎永日，更把葵心自许。”（宋·詹无咎）“黄花冷淡无人看，独自倾心向太阳。”（宋·刘攽）在中国诗人笔下，那黄花具有人心，而且守着倾心自许的忠诚。中国式的人心植入，借万物慨然自况，总把葵写得凋老而又坚守。因那花有色无香，虽花实果，与一般的赏花不同，更易见出“大道日丧、若为雄才”的悲悯。所以每读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悲慨”的末句：“萧萧落叶，漏雨苍苔”，这等萧瑟寂寞专属荒寒大地上的葵园。

索菲亚·罗兰曾经参演过一部二战影片《向日葵》，描写战争中如何夫妻离散，战后却音讯杳无。罗兰扮演的妻子Giovanna前往东欧找寻丈夫，在穿过一片葵园之时，向导告诉Giovanna：这里曾是激烈的战场，尸骨成堆，无论哪方的阵亡者，最后都一道掩埋在这片葵园下面。那葵园寂然无言，迎风摇曳，战死沙场的魂灵脱尽兵甲，此时却彼此难分！最后，Giovanna找到了已在远方成家的丈夫，战争没有夺去他们的性命，但那往昔的生活已然无法回返。已故国际知名学者西蒙·维森塔尔写过一本书，亦名《向日葵》。这书既非小说，亦非自传；既非历史书，亦非政论说教。但这书却意在追问人类群体性的命运归宿。书中叙述的德军士兵坟头的向日葵，成为频临死亡的犹太人囚徒至为关心之事。事实上，人类的精神良知正是历史大地与冥冥天道之间的金色向日葵，它让人类世世代代秉着内心的恐惧，面对命运的纠结，倾听天道的召唤，展现精神根处的坚强，抚慰世代生活的悲欣，救赎人类当季的苦难和迷惘，并借助天道之光，俯望世代，相拥相扶，述说永远。

真正的葵园，既在大地上，又在人们心中；既在历史记忆的图像里，又在每日所对的生活世界。

先知死，后知生

2008年冬季，作家余华来我画室，看到满屋的葵，不胜唏嘘。第二天，他在文章中慨然写道：“向日葵是我们共同的一个记忆，是让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热泪盈眶的一个意象。……很多年过去，终于有一个人让我们的向日葵复活了。……向日葵百感交集地聚焦在许江的画布上……”2009年与2010年在上海美术馆与浙江美术馆的个展上，多少“文革”的亲历者，尤其是从那个荒原年代中成长起来的人们，无不感慨系之。葵曾经是我们一代代人共同的生活，它蕴蓄着那个时代的集体性的精神意象。“文革”中数以百亿计的红色像章，除了太阳的形象，就是以葵花自比的人民形象。这种意象所特有的符号意义，它所蕴蓄的岁月表情，凝塑而成“文革”一代青少年的心灵征候。余华所说的“百感交集”，正是一代人对葵的身不由己的感触。在那个年代，曾经的狂热如原上疾风，奔腾呼啸，最后耗损在无边的荒漠上。青春的激情经历争论、武斗、捍卫，最后在百万知青生涯的悬崖边上戛然而止。一代代青年像葵一般在阳光灿烂之后突然夭折，在1978年“文革”结束之前，他们仿佛都经历过一次死亡。随着社会的复苏，他们逐渐与生机相遇，他们抓住每一个机遇，重新酝酿一次青春的成长。他们深知岁月的艰难，人世的沧桑，像怀抱葵盘那般拥抱生命的意涵。他们先知死，后知生。

这一代青少年经历过前所未有的价值观的断裂。这种断裂并不仅仅在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革命狂飚与七十年代后期的改革浪潮这两次骤然的断层，更在于如何透过“革命”、“无私”、“决裂”的话语的紧箍咒，穿越“文革”的激情与迷惘，来观察一个时代的真正人性的修复和归位。这种修复与归位之难在于深深嵌入“文革”思想断层之中的某种绝然机械的精神模式：那曾经将历史归为封建主义的、将西方归为资本主义的、将自我归为修正主义的、非黑即白的单一的批判激情和激进的思想模式。这种模式在后来的一次次历史的反拨中，在诸如建立国际化实质上是西方化视野、以使命性的留洋潮来追赶全球步伐等时代浪潮中，依然化身而为某种单一性的集体意识，为自己戴上不必要的紧箍咒，消损社会变革浪潮本有的积极的历史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