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夏季，我随“地之缘”考察团考察了亚洲各国的当代文化。在欧亚之交的土耳其马拉马拉海峡的亚细亚平原之上，一边与荒原上的老葵邂逅，那铜浇铁铸的质态从此难忘；一边又与特洛伊古城遗址相遇，那荒郊外、古道旁的凄美只若远处牧童的鞭响，入目刺心。那一年一季的坚守与千古不移的坚守同样如若史诗，令人感动，并让我幡然醒悟：生命的一季与永恒同样重要，这此时此在的浓烈，让我们念及土地的丰饶和历史。只此一刻，历史重新发生，那葵、那向阳花的历史涌向心头。“我观风雨，我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词心是也。”（清·况周颐）正有此万不得已者在，从2004年至2006年间，我创作了《葵园十二景》。《葵园十二景》由“时”之感伤来追怀曾经荒芜的青春，远望生命的荒原气息，虽百感交集，却又依稀可见众神黄昏、云水一碧的庄重气象。以怀古的情致来渲染当下生活的叹喟，尤以中国式的风景来抒写一代人生存的心旅，这在当时的中国艺坛只是发端，并未多见。正如我后来在文章中写道：“《葵园十二景》并非如西湖十二景那般阐发特定的时风与景致，点染各异的风景灿然，却有若中国山水那般在胸壑中追写远望的心怀，捕捉诗人般的生命起兴的意象。‘十二景’也并非如缀石置园那般的奇观，将中国式的某些符号植入其中，却是以当代生活陶融心中古意，或以意写来亲身演绎青春回想、生命转逝的记忆吊古，进而迹近中国山水画世界中的寂然无言。‘十二景’更非无端的旧景新制，盆景移植，而是将己身植入葵身、将己心置入葵心的生命体验，是那种深切的中国式风景关怀的真实显身。”
“十二景”之后，葵园的远望已然不足，我开始置身于大尺度的“葵园”之中。《秋葵会否变红》以各种红来意造一片红葵。红葵既是现实荒诞，又是真实记忆，它交织着某种肃然和生机。《青葵》写逆光下的一片黑葵，如书法一般生机卓立。《悬葵》如悬河，葵的倒悬有如天地的倒悬，正有“大风卷水，林木为摧”的悲慨。《无地花》中的丛葵如若榛莽似地耸立者，坚定而不屈，那枝秆仿佛剥去了皮，但真正兀立在那里的却是我们自己。《晚风为谁而追》以浓重的笔触抒写众神黄昏、葵园隽远的气象。这些大尺幅的葵园既写地老天荒的苍凉，又写向死而生的坚强；既写文化的歧根性的荒诞，又写百感交集的沉郁。同时在这心思纠结、万不得已的背后，却总有一种经历艰辛、道断衷肠的崇高之感如葵秆一般兀自耸立。我愈来愈将自己的肉身倾入葵盘，从那里经历一回回重新生长的艰辛与欣慰，经历日复一日的精神重荷和自我救赎的英雄气息。

连续数年，我带着我的葵园，从北京到广州，从上海到台北，从西湖畔到苏州园林。我尤其感受到都市中的历史景观向着葵园的邀约，感受到一个个文化的故址新场向着葵园的邀约。这是某种历史向着它的新季的邀约，某种生命向着它的重新生长的邀约。现在，我应约来到德累斯顿，来到这片易北河畔的繁华和废墟之所。门厅所向，大河前横，我的葵园渴望经历一季新的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