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代青少年经历过历史上至为严重的身份的迷失。身份曾像一道道栅栏，将人群分等，而这种划分的理由带着浓厚的意识形态的印痕，带着封建意识的血统论的毒舌。父母祖先的身份，私有财富的身份，知识人的身份，都带上莫名的历史的罪孽感。好人的概念被彻底改写，历史的主体被简化为激进造反者的口号。个人的主体性完全迷失在预设的身份划分的圈套里。这种迷失如此深重，为后来人性的复归架设了漫漫皈依的长路，并催生了诸多乱世终结、重觅来路的历史读本，直至今日，这种读本依然成为描述和解释时代性开放的精神尺度，活在一代人的记忆深处。大概很少有这样的世代，几百万知识青年被送往边远农村和山乡，在那里经历农耕的劳作来讨生活。后来，在“文革”结束之后的年代里，又有多少知识青年，通过多种官方与私人的途径，远赴欧美留学。前者叫作“土插队”，后者被称为“洋插队”；前者是流放一般的改造，后者是某种负有使命的磨练。短短十数年，从“土插队”到“洋插队”，“文革”一代青年的命运重塑，其亲历的沧桑比一般战争更为深剧。

这一代青少年还经历了历史上少有的意识观念的双重性的磨难。封闭与开放，传统与当代，全球与本土，现代化与西方化，死不掉不过去与尚未诞生的未来，他们在太多的双重陷阱的间隙中觅生，在无可规避的矛盾趋势中领受纠结之苦，并表达出盘郁而交叠的时代特质。他们一方面勇于破解民族主义的封闭性，反省和批判国人的无知、落后与虚妄；另一方面自觉抵抗崇西媚洋的西方化价值倾向，警醒和控诉强势文化的压迫与霸权。他们一方面收纳国际优秀文化，企望通过追赶国际化的理论前沿，来壮大开拓自己；另一方面以大众语言取代奥难的贵族语言，以民族当代的活生生的现实语言取代旧时和外来语言，以自身的处境为立足点，从在地的土壤与母体来看待自身的文化生产。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要学会绕开二元的双重性陷阱，超越非黑即白的单一判断，在众多既矛盾又依存的因素的间性之中，构筑反复拆解重建、寻觅当代更生的“第三条道路”。

一位观众在看过2010年9月我在浙江美术馆的“致葵园”画展之后，在留言簿上慨然写道：“一支葵两支葵的残破，就是残破。一片葵的残破，那是一个季节，那是一代人。”

重生之路

从1989年德国留学回国至今，已历二十三年。这是中国产生巨大变迁的年代，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真正的青壮年岁月。作为家园的中国艺坛经历了一次不断拓展开放、不断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变迁，众多的艺者也追波逐流，载沉载浮，成为时代的同路人。而我却由于留德的学旅，经历了一种另类的成长。

六年前，我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远望”个展。有艺评家归纳我的个案，指明我从观念回到架上、从综合材料回到绘画、从天上回到大地的发展踪迹，并称之为“回溯的艺术史”。这种在开放岁月中的个案回溯的现象，源自于三十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所面对的西方百年艺术史，那与西方现当代历史纠结一体的历时性的种种潮流，共时地涌入中国，涌入这个被文化大革命毁坏了人性感受力并亟待重新激活的文化古邦。一代留学青年利用各种机会，克服重重困难，到欧美探个究竟。他们秉持国际化实质是西方化的乌托邦视野，追赶国际当代艺术的前潮，并热盼着得到国际化的认同。于是，当我们回归家园之时，不得不面临奥德赛的家园困境，不得不面对一个从根源上来重建家园、重建自我的归途。

在留学德国的不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主要的实验性作品是以中国象棋的方法，来演绎自己切身感受到的中西文化互为对抗又互为催生的如若弈棋般的关系。这其中，中国象棋的特征性极强的符号系统可以孕生出众多的图像观念的变化，而中国象棋与国际象棋之间的差异性的博弈模式，极易让人揣想不同文化的内在模式。这是一种假想敌的博弈，棋盘只若战场。我曾经以真人作为棋子来进行历时多日的博弈，也曾经以众多同事的头像来与伏尔泰的头像——那个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代表、那个构成今日中国习画者几乎人人都经历过的最初的石膏素描版本——展开博弈，又曾经在柏林墙近旁的碧塔尼亚艺术中心展示过以柏林墙作为深壕的弈棋作品，还曾经以综合材料的方式，用中国布鞋与西方皮鞋来展开博弈的系列创作。作为既云游四海又守望家园的艺者，我从这里经历了一种向死而生、向着无所禁忌的观念思考并完全放弃此前艺术方法的开拓性的实验，同时也经历了前卫形态都经常面对的意会与诠释的质疑。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五十周年纪念和新世纪到来，我开始回返架上，俯望历史的废墟，尤其是二次大战的废墟。先是以翻手与覆手的综合材料切入历史废墟的现场，来揭示造成这场废墟的背后的历史力量。那操纵历史之手，仿佛在浓烟中播云催雨。这一系列的作品参加了1998年48届圣保罗双年展。与此同时，我又涉入老北京、老上海的历史天空，俯望巨大都城历史中逝去和将要逝去的风景。随着绘画的上手和肉身直观感觉的深化，综合材料的翻手与覆手渐渐消逝，历史的天空俯望成为城市存在的俯察。2000年到2001年的冬季，我在柏林碧塔尼亚艺术中心工作了三个月。每天晚上我在老柏林的街巷河畔行走，遥想天空上的俯察，那柏林二战前的老建筑仿佛历历在目，废墟的硝烟如若山水云烟般掠过。回到碧塔尼亚那数度变迁的老教堂的苍穹下，心头总有人生苦短、家国幽思的百般纠结。这种历史苍穹的溯望却若文化地形地理的俯望，带着某种文化拓扑学的踪迹，仿佛一位行吟者在历史的长廊上哦咏史诗，沉重却又有诸多飘渺。历史的山河只在掌下，那曾经的往事又“在”笔中呈现，触摸着心中依稀可辨的留影和痛楚。2001年2月初，我在碧塔尼亚艺术中心的展厅举办题为“历史的风景”的个展，中心的艺术主管唐·纳德建议叫“地理学的远望”。他认为历史没有风景，我认为历史天空的俯望是心灵的俯望，与地理学无关。两种命题述说了两种文化诗性的差异。十年过去，不思量，自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