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盛开之花—— 论王江扬其人其画

王江扬艺术中心

精神的盛开之花—— 论王江扬其人其画

来源:艺术家提供 | 作者:陈孝信 | 发布时间: 2015-10-16 | 4676 次浏览 | 分享到:

　　第二类风景题材的作品同样是王江扬油画创作的重点，目前所占的比重仅次于第一类，尤其是其中的寓意性（或称象征性）风景，为风景画创作领域所罕见。

　　风景题材创作中既有常见的抒情性的古典风格作品，如《川西的田野》（1982年）、《春晨》（1987年）、《竹林》（之一、之二），1988年——1990年）、《古蜀道》（1998年）、《雪原》（2003年）等；又有寓意性（或称象征性）现代风格作品，如《惊蛰》（1981年）、《生命之光》（1985年）、《安息地》（1986年）、《情侣》（1987年）、《西出阳光》（1991年）、《永定河的春天》（2006年）等；还有一些寓人物或动物于风景之中的作品，如《赶场》（1984年）、《斜阳》（1986年）、《奔逐》（1987年）、《上云山》（1988年）、《火烧云》（之一，之二，2005年）等，其中尤以《火烧云》为独到，意境深邃？。上述三类作品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但毫无疑问，最为独特的还应是第二类风景。例如《惊蛰》是一幅类似于小写意的山水画，画面上充满了既紧张不安又冲动激昂的情绪，那一条刚从冬眠中苏醒过来的蛇的形象似乎在兆示着命运的某种不可预测性。这幅作品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凡高的代表作《星夜》和蒙克的代表作《呐喊》。起码一点，它们情绪是相通的。又如《永定河的春天》，它的创作时间较《惊蛰》晚了二十多年，空间也由广元转移到了京郊。二十多年的历练使得画家不可能再像当年那般既紧张不安又冲动激昂，相反，沉淀在这幅作品中的情绪显得是那么地沉稳、坚定、深邃、冷静、透彻。简洁而洗练的画面构图，多层次的色彩效果，使这幅作品成为难得的佳作。尤其是处在画幅中心位置挺立着的几棵或粗大或细嫩的树干、枝条，成了画家人格精神和内心渴望的一个代码。上述两幅作品无疑地成为了王江扬不同年龄段的人生境界的象征。艺术表现的方法虽有不同，但却各有千秋。《生命之光》与《西出阳关》同样是两幅寓意性风景的代表作。它们的画面构成相对地抽象、简约，色层的处理也更加具有表现力度，精神性的“光带”效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而且从视角效果上看，两幅作品虽然处于一冷一热、一阴一阳、一圆一方、一虚一实的两端，但艺术效果却是殊途同归——两幅画面既是“人生如逆旅”、“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形象化阐释，也是画家生命深处高贵灵魂和坚忍精神的生动显现。

　　第三类人物题材大致上可以看作是第一类题材的延续。其中有一幅题为《茶山春》（1982年）的作品，最有深度，也最见功力。这其实是一幅自画像，背景就是当年的受难之地——某茶场，所以画家用了古典式的富有质感的油画语言毫发毕现她描述了一系列细节；搭在野外的窝棚，倒在地上的背篓、破旧的外套、红毛线的背心、白衬衣，大背景则是起伏的丘陵和破晓中浓云密布的天空……“物”与“景”的细节不仅是主人公处境、心境的见证者，而且起着“此地无声胜有声”的点题作用。画面上的主人公采取的是一个半侧且带点仰视的角度——这个角度更便于表现主人公的一身傲骨。但画家着力刻划的却是一双冷冷的目光，目光中既蕴含着一种愤愤不平的，又显示着内心的高贵和倔强。一双目光成了一扇通向灵魂的门户，被画家刻划得如此传神，令人过目不忘。这幅作品很容易让人想起王玄的《春》。我认为它们（创作时间仅相隔了三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由于传播媒介厚此薄彼，让这幅《茶山春》受到了不应有的冷落。人物题材中最为生动的是农村儿童，例如《高高的山》（1988年）与《长长的水》（1988年），一位男童，一位女童，形象逼真，神情自然，细节生动。背景则是用统一的暖调完成的意象性山水，笔调优雅，且具有了某种象征性含义。新画集中还有两幅《人像写生》（1982年），在刻划性格方面尤为成功（王江扬其实是一位刻划人物性格的高手）。值得一提的还有《夜郎之歌》（1988年），造型上有点夸张、变形，画得比较轻松、随意，且有着一种拙趣和幽默感，内容则有点讽刺意味。这幅作品在王江扬的人物画题材中显得有点另类，故而引起了某位专家的青睐。我个人则认为，这幅作品偏离了王江扬人物题材的主攻方向，只能是一个插曲，一个偶得之作，所以不可能成为一种模式或一种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