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画筹备了近3年，但画正稿仅两个月，那真是个煎熬。因为到了“实战”的时候，不可能完全按原来的设计那么理性地来画画，要笔笔生发，多数的形象可能还需要改动。要抛掉一切假设，调动一切手段和情绪为画面服务。要让画面自身是协调的，笔墨是鲜活的，气氛是生动的。
　　画起画来应该是全身心地投入。我把工作安排妥当之后，谢绝一切应酬将自己置于一种半封闭状态。除了出去开会之外，只要进了画室，就完全进入了自我的世界、进入了这张画。画室墙上挂满了老照片、速写，桌子上摆满了老照片、文献资料。画累了就睡、一觉醒来就画。不分昼夜、没有钟点。也不出去吃饭，自己泡个方便面、拌个凉菜，一顿吃不了放进冰箱下次再吃……累了看书也是看民国人物传记和辛亥革命的资料，画起画来我耳朵里也是民国的声音。画室放的电视光碟是从台湾带回的《老兵回忆》、《民国人物访谈》、《宋氏三姐妹》、《孙科传记》、《两蒋传记》等。只有在这么一种气氛里，才能把它画出来，画出民国的味来。
　　记者：您刚才也谈到创作和工作协调的问题。您从事美术组织工作，确实非常繁忙。我看到您的办公桌上10多个近期工作分类的夹子，您作为“十艺节”美术部副部长，参与“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的承办工作及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组织工作，另外山东画院还承办了3个“十艺节”的外围美术作品展览。您做美术组织工作事务非常繁忙，是如何处理好创作和行政工作关系的？
　　孔维克：我在美协工作了20多年了，从美协到山东画院也有3年了。在这二三十年当中，我基本都是业余时间在画画。并且白天有繁忙的工作，只能在晚上画画。我很羡慕那些画院里的专职画家，白天画画就是上班，晚上回家是下班，不画画可以看看电视、休息、看书；另外像学院里的一些教授，集中教完课也比较自由，还有两个假期可以好好画画。做组织工作没办法，必须挤时间画画，每天早晨必须7点半起床正常上班，半夜两三点钟才能睡觉。这样就要比别人付出双倍的努力。我平时都养成习惯了。还要学会抓时间、挤时间，比如我的大量速写都是在出差出访的间隙里抓出来的。再就是还要学会马上进入创作状态，我没条件花很长时间去培养创作情绪。所以养成了一个习惯：一旦拿起画笔，就能马上进入状态。有不少画家朋友戏说我的创作思绪像自来水，随时拧开就能出水。这也是条件所限被逼出来的习惯。
　　这次重大历史题材的正稿创作，别人都画了半年多了、眼见不少人都陆续交稿了，我剩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才开始画。因为除画院的工作外，我这次在“十艺节”组委会美术部还负责了一部分“十艺节”创作的督导及组织工作，要把各项工作都做好并安排好下一步工作才能安心画画。
　　“中国十艺节”最重要的美术项目是全国大展，我们既要办节，又要参节。一系列启动、评选、论证、发动工作，需要经常开会。另外，“十艺节”山东画院承接了3个项目——“齐鲁画风山东中国画大展”、“美丽的传说——山东画家画民间故事展”，还有“海峡两岸画家画宝岛台湾写生展”，这些展览都要经过策划、启动、创作、评选。“美丽的传说”合格的作品要签约，不合格的还要辅导。这几个展览都要出画册，招标、撰文、编排……装裱、布展、开幕等工作非常繁琐。此外，画院本身的建设——建章立制、进人、场馆建设参与论证……这些工作也都很重要，都要认真去做，这就耗费了大量精力。此外，我还有大量的社会职务：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山东省副主委、民革中央画院副院长，公安厅、法院的监督员……这些社会工作，也必须认真去做。
　　做好这些工作的同时，个人创作只能挤时间、浓缩时间，“十艺节”的这5个展览我都有创作任务，的确必须要处理好工作和艺术创作的关系、个人创作与大家创作的关系，以及主题性创作和小品画创作的关系，只有兼顾到这些非常重要的因素，才能安心画出自己心中的画来   。　
　  记者：最后还是再回到作品上来，从您创作的这几幅作品来看，我们发现不仅仅是传统笔墨的锤炼和心境的抒发，还有一种社会担当在里面。在您看来，艺术家应该有哪些社会责任？
　　孔维克：我从画《公车上书》时候对这个问题就有一定的思考。我认为艺术品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有的是愉悦感官给人以美好希冀、健康向上的力量，或者是调节心情、心境的，这类作品在表现形式上是小品式的、轻松的，它悬挂的地方有可能就是茶室、会客厅甚至卧室；而有的作品却是承载历史重任的，是流传后世的，这些作品的幅面是很大的，可能家里没法挂也不能挂，它应该放在艺术殿堂里，包括美术馆和博物馆。你走进殿堂以后能从作品中感觉到心灵的震撼，给你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和心灵的净化。这类作品应该有自己的存在价值。在西方一些博物馆比如卢浮宫、大英博物馆、奥塞美术馆、俄国的冬宫、夏宫等，我们都能看到一些幅面很大的历史题材或宗教题材作品，非常震撼人心。而中国的一些传世作品，往往都是虾、鱼、螃蟹、老鹰之类，幅面很小，当然艺术性也很强。但在表现我们这个丰富的社会和伟大的时代方面呢？作品却很小很少。所以作为国家行为，一定要在这个领域里有所加强。在上世纪60年代，国家曾经出资让画家画过博物馆作品，当时产生了像《决战前夕》、《狼牙山五壮士》、《地雷战》等脍炙人口的优秀美术作品。但大部分是油画作品，国画很少，因为那时的中国画表现力度远远达不到这个高度，画面大了以后容易显得空，没有震撼力。但艺术走到今天，我想应该有一批人在这方面作出探索，看看中国画究竟能不能有承载重大历史题材的分量，能不能有世界级震撼力的突破。画《公车上书》和《孙中山先生在青岛》，我就是抱着这样一种目的去尝试的。当下，中国人物画的表现形式丰富多彩、艺术观念百花齐放，没有了禁锢和禁忌，对艺术的发展来说不啻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是作为写实主义的水墨人物画，目前已有了下滑和衰退的趋势，各大美院也不太重视这方面的教学。这种艺术形式最见功力，也最费力不讨好，年轻人往往不想下此苦功了。现代水墨人物画几代人的努力、几代人的智慧、几代人的积累，如失去了传薪之火，将会非常可惜。所以，我曾写过一篇文章《现实主义应该成为中国人物画的主流》，来呼吁年轻的画家们要在这方面多做探索。当然我自己更是在身体力行，以后还要在这条路上继续往前开掘。自己对此也很有信心，因为除了平时进行的一大批写实主义创作探索外，这种重大工程式的中国人物的巨幅作品已经有过两张的创作经历，感觉一张比一张更成熟。我还有很多想法没有实现，也绝不会重复自己走过的路，将要竭力使现实主义水墨人物画薪火相传，一步步推向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