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一直是以人物画享誉画坛的。无论是获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的《红色乐章》，还是获第九届全国美展铜奖的《画兵》，抑或是被中国美术馆收藏、获第十届美展铜奖的《父老乡亲》（2004），都是大场面、多人物的主题性绘画，都是“写意性具象绘画”由理论付诸于实践的代表作品。李翔运用的是写实手法，但继承和发展的却不是传统写意以“似与不似”为艺术追求的意笔人物画风，如现代画家叶浅予、程十发、周思聪、卢沉、田黎明等人的作品，不以人物造型的真实准确、表象质感及具体环境中的现实气氛为追求目的，而是以变形、夸张的手法意象地描写出人物的形神特征，并通过笔墨形态反映出画家心境、气质和情感追求。李翔追求的是要以中国画的工具材料力求摆脱写意的粗率因素而创造纯写实的水墨人物画。其实，无论是否写意，但只要以生宣纸、毛笔、水墨为作画基本工具，其技术特征就无可避免地限定在“写意”的表现范畴之中。所以，李翔的表现手法属于在写意基础上注重“具象”表现的写实人物画。这种画风是以人作为画家的主要研究对象，以人体的表象形态、肤色质感及现实环境中的真实气氛作为追求和再现的目的，注重对客体人物不同性格、气质、个性特征的细微的观察研究。显然，李翔继承和发展的是蒋兆和、徐悲鸿所开创的写实人物画风格，对社会和现实生活进行深切的关注，对写实造型认识不断地深化。但在笔墨表现中，他早已突破明清抒写性笔墨的技术程式，使笔墨的形态变化完全服从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注重探求人物形体结构的表现规律，笔墨的节奏、韵律等变化因素与人物固有形态的主次、虚实、体积、空间相对应，又引入了西方光影、明暗、色调、透视、构成等素描与色彩的造型手段，使写实精神与抒写笔墨的矛盾在“写意性具象绘画”中得以解决，以形成用抒写性与制作性笔墨相结合的现代水墨写实人物画。

      毫无疑问，人物画是以人物形象为审美主体的，是塑造感人的人物形象来传递艺术家对生活对世界的评价，来寄托作者的情思、爱憎。但是，对于造型研究的退化正是传统绘画的失落，也是当代人物画的致命伤。李翔所提出的“写意性具象绘画”其实质是把更多的关心给予造型的研究，在强调造型的深入表现中研究中国式的“写实”与西方的“写实”差异，它不仅给予外部的“形”应有的关切，将更多地注入画家个人性情的抒发，它将拥有更大的容量吸纳古今中外有益的营养。这是一种魅力无穷、形态多变、身心健康的“写实主义”，它将打上当代人心理的印证，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写意性具象绘画”的具体方法后面，其内核是写实的回归，是艺术源于生活的回归，是艺术道路的拨乱反正。
       我欣赏李翔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主张：“真诚是起点，质量是生命，创新是灵魂。”我仿佛觉得，他的这句掷地有声的精辟之言，不仅是他自己艺术创作的原则，也是对全军美术工作者发出的号召、提出的要求。这里的真诚，是感情的真诚，是对生活的真诚，是对艺术的真诚；这里的质量，是艺术语言的探求和建构，是艺术表现深入的程度；而创新则是艺术的生命。寻求自己的个性化语言，以高难度、高质量的表达方式，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造型艺术高峰，应是李翔这一主张的全部意义。
       为此，他把视角投向生活，投向他所熟悉、所深爱的人们，努力发拙生活的源泉，用绘画的真实和深刻，描绘这个时代的人们。他画了难以数计的战士肖像、农村人物写生，也画了无数张速写，记录下深入农村、部队的所见所闻。他要在直面生活中，捕捉令他感动的人或景，为他创作真实而感人的作品收集素材；他要在写生中，探求笔墨与造型相融相合的规律，进行多种表现方法的尝试，让他的“写意性具象绘画”日益成熟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