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是被三趟火车裹挟的。”几个月前，许江在中国美院的毕业典礼上说。

第一趟车是1966年的“大串联”，数百万红卫兵涌向北京。许江只有11岁，也赶上了这股浪潮，独自从出生地福州坐火车到老家扬州，完成了人生第一次远游。“那时候风气很好，一路上多少人站着，为我能够躺下来睡觉。我走的时候，谢谢都没说一声。”许江回忆。

第二趟车是1967年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许江从沙县一中毕业，17岁，去了沙县乡下当民办教师。他在一所完全小学教体育、音乐、英语，每星期三花三小时爬到山顶上只有两名老师的另一所完小，第二天早晨教两堂英语课：“Wish Chairman Mao a long long life（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下到半山，有所一个老师教四个年级的学校，再教两个小时的外语，再回到山下的学校。风雨无阻，将近两年。“有时候路上还画水彩，画云，老画不好，非常生气，又没有老师教。其实现在才知道云是最难画的。”

第三趟车，1978年，恢复高考招生。许江也赶上了，进入浙江美术学院读书，“很多人没有幸运坐上第三趟车。”

对自己的青年时代，许江记忆最深的是别无选择。“我们那个时代里没有东西可以选择，所以当你抓住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是不放的，你是拼命地去吮吸它。”

画作是匮乏的。“你可能发现一张图片，《狼牙山五壮士》，还不知道哪个人画的：哎呀，这辈子如果能画这个画可太好了！——这口奶是从这里过来的，后来才知道这是詹建俊先生的。今天呢，孩子可看的东西太多了，他却苦于选择，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不知道哪一口是他的奶。他那种彷徨可能比我们更充分，更难以解决。”

诗歌也是匮乏的。“《唐诗三百首》也都是封资修了。”许江读张永枚的《西沙之战》，读郭小川写伐木工人的《祝酒歌》，读贺敬之，读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那时候我们真以为，这条‘大堰河’是他的母亲河。”许江说，“那一代人的阅读非常有限，反而很集中，所以我说这代人群体性是太强了。今天的诗人，有一首诗多少人阅读这是很难的，网上能够有十万人点击你，已经了不得了。”

改革开放后，许江又赶上一回潮流：1988年，他去了德国汉堡美术学院研修，“洋插队”。学的是油画，他想现在可以在师傅面前舞舞大刀。结果人家说，别舞了，我们已经不舞这个大刀了。“我的教授就跟我讲，你画什么油画？我写书法怎么样？我说你那个书法太差了。那就是了，你的油画也够差。”

困惑中许江开始读书，外语还不够读书，只有跑中国书店。汉堡火车站边上一个香港人开的“天地书店”，现在已经不在了。有台湾的书，有香港的书，老板人很温和，允许他在那里乱翻书，从来不买。许江在德国开始阅读中国，很认真地读。“以前你读不到，”许江说，“中国的传统经典，本来应该是你手下心中的东西，但是由于文革，它变得很遥远。当你的故乡成为他乡的时候，你才会对它珍视起来。”

闲来跟外国同学下象棋，由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不同的设定、规则，许江思考起东西之间不同的文化、社会观念。“中国棋盘上有炮，这跟中国最早发明火药有关；中国的马是有马脚的，中国人说我可以别你的马脚，别死你。中国的士和帅是田字格里头出不去的，国际象棋的士和帅，可以到对面去；最有趣的是兵，中国的兵下到底线基本上没有战斗力，国际象棋的兵下到底之后，可以变成已不在棋盘上的任何一个子，这是否反映西方一种用人的体制呢？”

1989年许江做了观念艺术作品《神之棋》。用真人当棋子的巨大象棋，连下几天。回国之后，再下这样的棋，没有人看得懂，许江慢慢从观念艺术回到架上绘画。

世纪末逼近，全世界都处在对历史敏感的情绪里，他用大约几百年之后的目光，俯瞰北京、上海，艺术评论家巫鸿称他是“中国第一个画废墟的画家”。

发现葵园之后，许江回到大地。他在葵中发现了自我的况味，也看到了历史。“未来的历史画再也不是去画某一个场景，因为在媒体时代，这个场景已经被摄像机、照相机拍了无数次，不需要你再画。”许江说，“通过这个特殊的、沧桑的葵，我们看到了这一代人，看到了这一代人的历史性，这是历史画。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性是什么？回归东方。看起来我们始终向西，其实是归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