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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翔艺术中心

论军旅画家李翔“写意性具象绘画”的意义
来源:转载 | 作者:1122 | 发布时间: 2014-10-17 | 2460 次浏览 | 分享到:
解放军总政宣传部艺术局副局长、全国美协理事、全国书协理事、北京美协副主席、著名画家李翔的绘画作品风格独特,如何解读他创作的艺术作品?

在传统与现代坐标上拓展
——李翔“写意性具象绘画”的意义
(文/贾德江)
       我总认为,军队的美术工作是中国美术事业的“半边天”,它不仅拥有一批国家级的知名画家和一支朝气蓬勃的创作队伍,还不断涌现一批批表现重大题材,表现军队生活,表现时代精神的作品。尤其是近十多年来,在全军总政治部的领导和支持下,部队的美术工作显得十分活跃,发展势头迅猛,各种类型的创作班、研究班不断地举办,各类专题的全军美展不断地举行,同时也积极地参与地方的美协活动和全国性大展,成就显著,影响极大,举世瞩目。当我们历数全军美术工作的成绩之时,大家会异口同声地提及到一个人,那就是主持全军美术工作的军旅画家李翔同志的功不可没。
       李翔既是全军美术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自身又是一位专攻中国画的画家。从我们相识到相知以来,从他身为总政艺术局的一般干部到晋升为艺术局副局长的十多年间,他始终如一、竞竞业业、任劳任怨地忙碌在全军美术事业的发展上,其中甘苦擢发难数。然而,具有双重身份的李翔,并不因为组织和领导全军美术工作的繁重而忘却作为画家的职责,也不会因为自我艺术的追求而忽略作为全军美术工作组织和领导者的使命。因此,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得他不像一般部队领导那样单纯,也不似专业画家那样心无二用有富裕的时间。他既要高屋建瓴、运筹帷幄,对全军美术工作拿出施政方针,做出指导性的决断,又要以自作则,在艺术上有所作为,以自己的成果引领众人。他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只能忙里偷闲,靠工作之外利用夜晚和节假日休息时间,深耕细作在自己的艺术天地间。
       作为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在其位谋其政”,他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多年来,他像指挥一个又一个战役一样,率领全军美术将士,攻克一个个堡垒,让一个个胜利的果实有目共睹。他性格豪爽、仗义,从不以领导者自居,平等待人,热情、真诚,急人所急,解人之难,使他朋友遍天下,拥有相当高的威信与号召力。这与他在工作上所以能取得成绩不无关系。当然,也不可否认他的领导才能和组织能力的卓尔不群。
作为画家,画如其人,同样是真诚。绘画是他语言表达的载体,在他看来,有话要说,就要说心里话,就要动真感情,就必须选择强有力的语言,以反映自身的艺术价值和意愿。如果连自己都不感动的语言,如何能感动别人?那只能是假话、空话、套话。这样的画,只能是“废画”。
       李翔选择的“强有力的语言”是他称之为“写意性具象绘画”的表现形式。“具象绘画”源于西方理论的“写实主义”概念,要求如实地反映自然,客观性较强;“写意性”是中国绘画的显著特征,侧重表现作者的主观情感和想象,主观性较强。概括地讲,“写意性”就是以书法用笔为核心的笔墨观,它的特点是以“写”的实践方式来贯穿中国画创作的全部过程,而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抒情性表现,即通过以中锋行笔为核心参照的各种极富变化的笔墨形态把画家内在的精神气质生动活泼地展露出来。“具象绘画”则是以客体的结构、比例、空间、色彩及表象质感的视觉准确和真实为绘画准则,从具象的意义来讲,注重对客体的摹拟、刻画、描绘并对形态、结构的认识、研究是其根本所在。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李翔的“写意性具象绘画”是融合中西的新语体,不同于在传统自身基础上的更新,也不是对西法的局部参用,而是将西画塑形技巧和对素描、色彩的精深把握渗透于中国画的意象造型中,以西画体面关系与中国画笔墨相化合,有类如西画具象的真切感,却不失意象的写意精神,在刷新视觉样式的同时,依然表达中国式的精神内蕴。

       各种新语体的建构,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对民族绘画传统的写意精神有真正的领悟;二是对西画的造型与色彩有深入的研究。只有深谙中西绘画观念和技法的真谛,才有可能从中找到某些与之相合的地方,让西画的观念和方法加入中国画体系固有的文化血脉之中,拓展了中国画的疆界,赋予中国画以现代的意义。我注意到,这位经过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画专业训练后的李翔,又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专修油画专业的用意和目的大概就在于此吧。在李翔的艺术历程中,这是一次深刻的自我超越。
       当李翔以水墨人物画切入中国画创作时,他已敏感到许多画家在注重人物结构、色彩的写实刻画中不得不兼顾到笔墨本身抒写形态的表现,使笔墨形态的韵味因受制于塑造写实形体的需要而得不到自由充分发挥的尴尬。既难以做到充分塑造客体的准确、真实,又难以表达笔墨中所蕴含的主观成分,只能使人物造型既不能达到真正意义的写实,笔墨又无传统文人画所应有的虚灵和修养。因此出现了当前许多著名人物画家晚期作品中那种人物形态既写实又非准确、笔墨既写意又无意味的似是而非的面貌。在李翔看来,试图用传统写意的笔墨来完成中国人物画彻底的写实是难以做到的。所以,只能在“写意”造型的基础上,发展写意人物画中的“具象”写实风格。实际上,中国传统绘画缺乏的就是具象的写实主义,需要的正是具象的写实绘画技巧作为补充,来构成我国艺术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弥补传统中国画对写实技法的诉求。“写意性具象绘画”的提出带有大文化背景的投影,清晰地演绎着现代文化观念、心理意识向前推进的轨迹,具有导向性、学术性的高度与深度。
       李翔一直是以人物画享誉画坛的。无论是获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的《红色乐章》,还是获第九届全国美展铜奖的《画兵》,抑或是被中国美术馆收藏、获第十届美展铜奖的《父老乡亲》(2004),都是大场面、多人物的主题性绘画,都是“写意性具象绘画”由理论付诸于实践的代表作品。李翔运用的是写实手法,但继承和发展的却不是传统写意以“似与不似”为艺术追求的意笔人物画风,如现代画家叶浅予、程十发、周思聪、卢沉、田黎明等人的作品,不以人物造型的真实准确、表象质感及具体环境中的现实气氛为追求目的,而是以变形、夸张的手法意象地描写出人物的形神特征,并通过笔墨形态反映出画家心境、气质和情感追求。李翔追求的是要以中国画的工具材料力求摆脱写意的粗率因素而创造纯写实的水墨人物画。其实,无论是否写意,但只要以生宣纸、毛笔、水墨为作画基本工具,其技术特征就无可避免地限定在“写意”的表现范畴之中。所以,李翔的表现手法属于在写意基础上注重“具象”表现的写实人物画。这种画风是以人作为画家的主要研究对象,以人体的表象形态、肤色质感及现实环境中的真实气氛作为追求和再现的目的,注重对客体人物不同性格、气质、个性特征的细微的观察研究。显然,李翔继承和发展的是蒋兆和、徐悲鸿所开创的写实人物画风格,对社会和现实生活进行深切的关注,对写实造型认识不断地深化。但在笔墨表现中,他早已突破明清抒写性笔墨的技术程式,使笔墨的形态变化完全服从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注重探求人物形体结构的表现规律,笔墨的节奏、韵律等变化因素与人物固有形态的主次、虚实、体积、空间相对应,又引入了西方光影、明暗、色调、透视、构成等素描与色彩的造型手段,使写实精神与抒写笔墨的矛盾在“写意性具象绘画”中得以解决,以形成用抒写性与制作性笔墨相结合的现代水墨写实人物画。

      毫无疑问,人物画是以人物形象为审美主体的,是塑造感人的人物形象来传递艺术家对生活对世界的评价,来寄托作者的情思、爱憎。但是,对于造型研究的退化正是传统绘画的失落,也是当代人物画的致命伤。李翔所提出的“写意性具象绘画”其实质是把更多的关心给予造型的研究,在强调造型的深入表现中研究中国式的“写实”与西方的“写实”差异,它不仅给予外部的“形”应有的关切,将更多地注入画家个人性情的抒发,它将拥有更大的容量吸纳古今中外有益的营养。这是一种魅力无穷、形态多变、身心健康的“写实主义”,它将打上当代人心理的印证,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写意性具象绘画”的具体方法后面,其内核是写实的回归,是艺术源于生活的回归,是艺术道路的拨乱反正。
       我欣赏李翔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主张:“真诚是起点,质量是生命,创新是灵魂。”我仿佛觉得,他的这句掷地有声的精辟之言,不仅是他自己艺术创作的原则,也是对全军美术工作者发出的号召、提出的要求。这里的真诚,是感情的真诚,是对生活的真诚,是对艺术的真诚;这里的质量,是艺术语言的探求和建构,是艺术表现深入的程度;而创新则是艺术的生命。寻求自己的个性化语言,以高难度、高质量的表达方式,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造型艺术高峰,应是李翔这一主张的全部意义。
       为此,他把视角投向生活,投向他所熟悉、所深爱的人们,努力发拙生活的源泉,用绘画的真实和深刻,描绘这个时代的人们。他画了难以数计的战士肖像、农村人物写生,也画了无数张速写,记录下深入农村、部队的所见所闻。他要在直面生活中,捕捉令他感动的人或景,为他创作真实而感人的作品收集素材;他要在写生中,探求笔墨与造型相融相合的规律,进行多种表现方法的尝试,让他的“写意性具象绘画”日益成熟和完善。

       进一步探讨的话,我们会发现,李翔的“写意性具象绘画”的魅力不仅仅来自于“具象”造型生活化的深入和细腻,还来自于他特有的书法笔意所形成的“写意性”语言风格。强调笔墨的书法性,用书法的表现力入画是李翔用于“写意性具象绘画”的必备条件,也为他的作品带来了笔墨之美,保持了用笔质量、变化和来龙去脉。李翔自少年起学书,虽长期从事绘画创作,但对书法艺术的研究并未放松。可以说,他对书法的重视不亚于对造型、色彩的重视程度。他将章草流畅迅捷的书写方法,糅合朴拙雄深的魏碑、典雅端庄的唐碑书体,表现出柔中有刚的书法笔意,强化了笔法的转换、起止、映带、方圆。其用于造型的线不是一般的勾勒和线条,而是书法的线,其艺术要求也不是为了真实地勾勒出某一对象,而是当被勾勒的对象能让书法的性能发挥出来时才显得有价值,有审美意义。
       如果说,李翔的人物画创作偏重于传统笔墨与西画素描造型相对和谐探索的话,那么在李翔近年涉足的山水画创作中,注重的则是将西方的色彩运用到具有笔墨完备体系的中国山水画中去。传统中国画尤其是写意画历来是重笔墨而轻色彩,而色彩在西画表现中的作用比在中国画中重要得多,因而西画中的色彩在发展中形成了较强的表现力。色彩的表现力有两个方面,一是抽象性方面,即以特定的色调表达某种感受、情趣。中国画中色彩的运用多属于此。二是具象性方面,即根据光和色的科学原理创造物象(包括体积、透视、质感等在内)的真实感。中国画用色于这方面是薄弱环节。在李翔看来,画家不充分利用色彩,简直是一个损失,尤其在那些需要尽量发挥色彩表现力的画幅里。基于改变这种状况,在中国画中强化具象绘画的色彩表现力,成为李翔创新的另一条思路。他首先运用在他的山水画写生作品中,大胆地突破了中国画传统的章法,以近似油画风景的构图,融西画的色彩于中国的绘画之中,用全新的色彩语言显示出“江山多妩媚”的本性。他以一种立足于自然的立场实现了对传统绘画的颠覆,用富于情调的色彩突破一以贯之的“水墨为上”的观念,为他的作品带来了色彩的感染力,开拓了山水画内涵与外貌的新天地,创造了足以抒发现代人审美情感的新图景。那些充满乡土情味的北方山野、田园,在画家笔下衍化为一幅幅真纯质朴的色彩乐章,优雅抒情的写实手法结合写意性的笔调,在同类色和对比色微妙的变化中凝成了绘画风格的精髓——纯净的朴素。庄子云“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李翔的重色乡情山水渐入山水画至美之境。




李翔是在中西融合大潮流中成长起来的画家,他坚信中西融合一定会为中国绘画的发展开辟广阔而光明的前景。否定中国绘画传统的人常常对水墨画的媒材提出诘难,尤其认为生宣纸的表现力受到纸性的极大限制。李翔却认为:“中国特有的生宣纸是一种神奇的绘画材料,其表现力是极为丰富的,大有文章可做。”这是他通过人物画“具象”描绘的经验而得出的结论。他认为生宣纸对墨和色彩有灵活的附着力和吸收力,完全能够把对自然界的感觉和理解在宣纸上缜密而深刻地表现出来。当他走进沂蒙山、太行山以及黄土高坡的时候,当他对景写生,直接面对自然,与自然对话的时候,他眼中的乡村景观已不是传统山水画的水墨世界,而是一个充满阳光的色彩世界,传统的水墨技法显得那样的无奈,使他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西方风景油画、水彩画中的写实主义表现方法。于是,他毫不留情地对中国现当代流行的山水模式进行了一场风格的“反叛”,决定以色带墨,充分利用中国毛笔的优势、坚持中国骨法用笔的传统,大胆地运用西画的色彩和块面造型。
        李翔 在发挥中国水墨传统以点线为主要造型手段的基础上,强调水墨与色彩的融合而形成冷、暖色调直接入画,图式的构成也不再是传统山水“三远法”的构图程式,而是吸纳了西画构图方法的写实造型,没有张扬的笔触,色彩于沉稳和谐之间有跳跃,尤其在被李翔称之为“画眼”的位置上,形色都表现出特有的精致和厚重,刻画入微,与意象简约富于写意精神的整体画面形成有机的画面节奏。传统山水画中由于水的运用有“墨分五色”之说,而李翔使用中国画的色彩在画面上同样表现出了类似的微差,如《山顶上的希望》、《山中乔木易知秋》等作品,单纯的色系蕴含着丰富的色彩倾向,使画面具有近似透明或半透明的空灵层次,足见他对色彩娴熟的驾驭能力。“收之于天地,发乎于心扉,赋注于画面”,这是李翔对自己艺术状态的归纳。
       值得一提的是,李翔山水中的色彩几乎都或多或少地渗入墨的成分,在取景写物中也不失含蓄空灵的笔触,以色带墨也好,以墨托色也罢,李翔坚持以“写”为主,以书入画,被他吸收的西洋画法,同时也被赋予了中国画的传统精神。在他的“具象”山水画中,做到笔到意到,落笔就是体积、质量、空间,就是节奏、韵律,就是神采、气氛。他有时用水墨做底色,敷以淡淡色彩,有时用墨合色直接点,以求变化,不论用哪种方法,他的色彩温和、典雅、淡逸,有很高的品位和格调。这种色彩冷暖的微妙变化,由于是为意境服务的,便很自然地与中国传统融为一体,成为中国山水画新传统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告诉我们,中国画的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艺术家的着眼点一方面是要谋求自我艺术与之更协调的求变转型,一方面则要进一步地张扬个性,力图从众多的画家、流派、风格中脱颖而出,以成就自我艺术的最大完善。李翔的选择具有一定的示范性,他对旧有的“反叛”并不是一种全盘的否定,而是在题材保持某种连续性的同时,通过风格表层的巨大移转而结构出全新的形式语言。在绘画语言上作出更当代性地阐发,不仅在李翔的主题性绘画、乡村山景的创作中有所体现,在他近期的以男女人体为切入点的作品中还有着更出色的表现。他的方法不再是“学院式”的以勾勒和皴染为特征的水墨形式,而是将原有的写生传统引伸到一定色彩环境下对人体色彩关系的“具象”描绘,虽然也有以轮廓、结构的示意性的粗放线条区别物态,但他更重视以形体和色彩的语言具体地呈现逼真可感的人体形态。
       李翔 把人体置放在温馨的现代化室内陈设的背景中,极力捕捉最富生活化的姿态和角度,避开模特儿的习惯动作和矜持态度,强化他们的自然状态,在纯静、安详、平和的意境中,表现女性的柔情、妩媚或人体的健硕,以突出生命变化在形体上留下的痕迹。显然,李翔的人体画创作得益于他坚实的造型基本功和全面的艺术修养。西方野兽派领袖马蒂斯《蓝色的裸体》《红色的和谐》带给了他无限的灵感,现实主义的绘画大师弗洛伊德夸张变形富有“肉感”的创作风格,给了他多方面的启示。看完这批作品,可以获得一个突出的感觉,即东方的平面性、写意性和装饰性特征一旦吸纳西方大师的经验,必然开出新异之花,结出奇异之果,其魅力是无穷尽的。

       艺术家在笔墨的参与下,选择适合个人表现的造型进行磨合重构,是绘画自身发展到当下的一种呼唤。在李翔上述的一系列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到他对这种呼唤做出的努力和回应。无疑,他的“写意性具象绘画”的探索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和学术高度的探索课题,不仅给中国画的发展增添了活力,也对中国画观念的更新和笔墨语言的开拓起到了典范作用。李翔是个真情的、悟性很高的画家,也是个走向开放、不断创新的画家。他不墨守成规,不安于现状,有一股永运向前的精神。他的每一步都是实实在在地,充满了对时代、对生活、对军队的爱,也充满了忧患意识,他的画由爱和忧患相辅相成,是用心、用情来画的。他是一位很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画家,无论是画父老乡亲,还是画部队官兵,抑或是画青山绿水、彩墨人体,都充满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充满了对艺术的热爱和真诚地投入。
       生命的智慧,正是在于洞悉时势,察验时机,把握决定性的时刻,在不定和万变的波涛中立定精神,且将人的真我被释放出来。当代艺术区别于以往艺术的标准便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探索性和实验性,李翔的“写意性具象绘画”回到了艺术本身,当属现代意义的中国画。其现代意义的精要在于他以本土艺术精神和西方现代艺术为整体背景的话语方式,以“体天下之物”的情怀坚执地否定面具化的传统笔墨话语体系和某些虚假的现代水墨话语的浮光掠影,在人与自然、人与环境、情与景、景与物、墨与色、色与影、影与墨的不断演进中构成了一套成形的、严谨的平面化图式,进一步促成了整体化的形成,虽然带有很大实验性的艺术现象,却表现为对一种新美学原则的重建。









李翔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解放军美术创作院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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